他几乎“翻译了整个中国”（人物）

　　2009年11月23日，一切都像往常一样，一切又与往常不再一样。

　　后海边，狭长的小金丝胡同深处，那扇褐色老木门，门扉紧闭。塞在门缝的报纸，摞了一天又一天。“小金丝胡同6号”的标牌静静守望。街坊们也许未曾留意，那位坐在轮椅上、偶尔出来遛弯儿的老人，刚刚作别红尘。游客们也许还不知道，在这道灰墙之内，一位一度铸就中国翻译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丰碑的学者，去了另一个世界。

　　杨宪益， 1914年出生，著名翻译家、诗人、文化史学者。在欧美各大图书馆，他的译著整齐地排列，蔚为大观。

　　他的神情像是看穿了周遭的百年世态

　　杨宪益的病是2006年秋天查出的，一时间大家无法接受。“他的两个妹妹，一个在北京，一个在南京，老太太们心急如焚。可病人偏不在乎。久而久之，我们甚至都以为是误诊。”画家赵蘅说。这些年里，杨宪益最喜欢的外甥女赵蘅一直陪伴左右。

　　“看惯了舅舅蓦然回首的神情，那么淡泊，那么平静，像是看穿了周遭的百年世态。”

　　“恶性肿瘤，已转移到淋巴附近，病人已辗转多家医院。”在电话的那一侧，住院医生马洪明翻着杨宪益的病案，谨慎地说，“肿瘤的位置不好，在头颈部。”今年秋天，杨宪益病情再次加重，肿瘤位置靠近咽部，影响吃饭和发声，进食只能靠鼻饲。10月10日，他住进北京煤炭总医院。住院时，杨宪益吞咽、说话已有困难，甚至不时“影响到呼吸”。患病后杨宪益的身体就非常衰弱，住院期间仅靠“营养支持”，最终引发肺部感染。

　　10月15日，医院决定为他施行手术。“手术很成功，我们都很庆幸。”赵蘅说，“尽管我们早有心理准备，舅舅总有一天会离我们而去，但我们仍希望这一天来得晚些，再晚些。”对于一位已是95岁多病的老人来说，生命的终点近在咫尺。“每一刻，我们都在祈祷，能不能挨过这个生日？能不能平安地度过这个周末？”11月22日下午，“舅舅有些发烧，状况明显不好。”赵蘅在医院待到很晚，“因为是个星期天，我们都格外担心。”赵蘅说。“夜色沉沉，很冷很冷，我在心里为他庆幸，又平安地度过一个星期，明天，他生命的历程将要从一个新起点开始计算。”

　　第二天一早，赵蘅被手机铃声惊醒，上面已是一长串未接电话，她赶到医院，却没有来得及同他告别。杨宪益的妹妹杨苡也是一位著名翻译家，居住在南京的她几乎不敢相信这个消息：杨宪益已于6时59分逝世。杨宪益的另一个妹妹——古典文学研究专家、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杨敏如刚刚过完她的90岁生日。一南一北的两个亲人，闻听兄长的噩耗很是悲伤。“在与死神争夺舅舅的战争中，我们终于败下阵来。”赵蘅的伤恸何尝不是大家的伤恸？

　　“杨先生在我们心里是位高山仰止的学者。”中国外文局外文出版社老干部处处长武炜负责杨宪益离休后的生活，“他是国宝，我们对他精心照顾。然而，一切都未能如人愿，他的离去不仅是我们外文局的损失，更是中国翻译界的损失。”杨宪益的遗体告别仪式将于11月29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。“浸润着他的学养与文字的人，都来同他告个别吧！”武炜说。

　　他的译作诠释了“信达雅”

　　今年9月，中国翻译协会授予杨宪益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。这个奖项于2006年设立，是表彰翻译家个人的最高荣誉奖项。杨宪益是继季羡林后，第二位获奖翻译家。

　　杨宪益曾翻译过《离骚》、《唐宋诗歌文选》、《魏晋南北朝小说选》、《老残游记》、《儒林外史》等经典作品，并与他的英籍夫人戴乃迭一起，将《红楼梦》翻译成英文。学界慨叹，杨宪益几乎“翻译了整个中国”。

　　1953年，杨宪益作为政协特邀委员，受到毛主席接见。周恩来当时特别向毛主席介绍：这是一位翻译家，已经把《离骚》译成了英文。

　　自从严复提出：“译事三难，信、达、雅”以来，“信、达、雅”就成为中国翻译理论探索的浓缩，又成为近现代翻译研究争议的焦点。“这三个字可谓杨宪益毕生翻译事业的真实写照。”学界评价道。杨宪益的《离骚》译作充满了嘲讽与夸张。杨宪益曾说：“我始终认为《离骚》的真正作者不是屈原，而是比他晚几个世纪的汉代淮南王刘安。”他认为，既然原作都是赝品，译作就更可以“天马行空”，极尽翻译家的本事。

　　薛鸿时翻译了杨宪益的英文自传《WhiteTiger》，这部自传2001年由北京十月出版社出版时定名为《漏船载酒忆当年》。他的自传中不无伤恸，但令人感动的是，杨宪益将这些伤恸化为冷峻的幽默，读来令人思索，“淡泊，儒雅，有情有义有才，这是他给我留下的印象。”薛鸿时说。

　　在《漏船载酒忆当年》责任编辑、出版人韩敬群眼里，杨宪益是个“有趣味、有原则的真名士，关键时刻能表现出中国知识分子的骨气”，“一般人写自传大多会陷入自恋、自怜的两重境地，可杨宪益在自传里对自己的成就不以为然，反而检点、反省自己的缺点，实在是难能可贵。”基于此，韩敬群当年曾多次自费购买自己编辑的这本书并赠送朋友。

　　著名德语文学翻译家、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叶廷芳与杨宪益交往密切，“大约是在今年5月份，我去看望杨先生，当时他的状态还很好，我们谈天说地了大半天。”由于杨宪益曾是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的“特约研究员”，叶廷芳一直视杨宪益为半个同事。“他是个性情中人，家里有时高朋满座，当人们谈兴正浓时，他时常蹦出几句恰到好处的‘打油诗’，引得大家哄堂大笑。即使早年在牢房里，他的心理也不曾被扭曲。囚中那些爱斗的小偷、流氓在这位博学而风趣的囚友面前毕恭毕敬，天天跟他学唱《友谊地久天长》等外国名歌，聆听他吟诵中国古典诗文。他用知识感化着他们。”叶廷芳说。

　　还有没有像他一样光耀未来的星斗

　　在叶廷芳看来，杨宪益的去世是中国翻译界的损失。他说：“杨先生不但中文功底扎实，精通中国古典文学，而且英文水平也很高，他和夫人戴乃迭合作翻译的《红楼梦》至今还是权威的版本，尚无人可以超越。”

　　曾在1984年8月至1986年3月任中国外文局局长的范敬宜对杨宪益有着很深的印象。1982年，杨宪益发起并主持了旨在弥补西方对中国文学了解空白的“熊猫丛书”系列，重新打开了中国文学对外沟通的窗口。这套丛书里，既有《诗经》、《聊斋志异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三国演义》、《镜花缘》等中国古典文学经典，也收录了《芙蓉镇》、《沉重的翅膀》以及巴金、沈从文、孙犁、新凤霞、王蒙等人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。“他是个学贯中西的翻译家，这样的学者是我们这个民族、这个时代的骄傲。”但令范敬宜深感遗憾的是，国内的文学翻译界已经流失了大量的优秀译者。“很多有着良好语言能力和文化积淀的人，都转行去做商业翻译了。”

　　“翻译是一项伟大的工程，也是一项寂寞的事业，需要译者深厚的学问和学养。”与文学翻译多有接触的王蒙谈起杨宪益有着更深的哀恸，他的作品《蝴蝶》、《夜的眼》、《说客盈门》等作品都是经过杨宪益的妙笔介绍到西方国家。“真不愿再听到这样的消息了，文化大家接踵而去。从季羡林、任继愈到杨宪益，他们是旧时代培养的最后一批大家，他们的名字撑起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苍穹。他们的离去让我们更多地瞩目未来——在新时代培养的才俊中，还有没有像他们一样光耀未来的星斗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