|
|
| 其他新闻 - 新闻中心 - 杨宪益的逝去在警醒中国翻译界 |
|
杨宪益的逝去在警醒中国翻译界
|
|
|
新闻中心 加入时间：2010/1/11 12:52:18 来源： 访问量：1983
|
| |
杨宪益老先生2009年11月23日辞世，走时95岁高寿，功德圆满。这是一个满腹诗书、性情奇崛的汉子，一生受过牢狱磨难，也享有跨洋挚爱，讲过酒话，也留下真言。他有名士的风流与淡然，更有知识分子的独立和清醒，尤其75岁之龄的行止，让很多晚辈都自感汗颜。
杨宪益与戴乃迭的爱情传奇，一直为世人称颂。我想，他们能连袂完成如此海量的中译英工作，爱情肯定是最重要的动力。他们近半个世纪都在一起工作，翻译了从《史记》到《红楼梦》等百余部古典文学作品，没有深沉的爱，做到这一点是难以想象的。杨宪益常自谦说，他的爱人才是真正的翻译家。正是这位可爱可敬的英国淑女，让杨宪益走上了一条与众不同的翻译之路。
戴乃迭全身心融进了中国文化，她不仅能写作文言，还练就了一笔小楷。读过杨宪益妹妹杨敏如写嫂嫂的文章，曾泪流满面，她说嫂嫂生前最爱说的一句话是“谢谢”。即使“文革”被关在监狱的四年中，每餐接过窝头菜汤，也没忘记对看守说一声“谢谢”。戴乃迭10年前离世，杨敏如在文中对嫂嫂说：“我要替我祖国说一句：‘对不起，谢谢!’”如今，杨宪益与戴乃迭又能在天堂相伴了。
至今犹记《奥德修纪》
如今媒体论及杨宪益，谈的多是他中译英的工作。我最早读到他翻译的作品，却是从希腊文翻译过来的《奥德修纪》。
我们是喝狼奶长大的一代。在整个1980年代，大多数诗人作家，都是读西方文学作品起步的，翻译者在我们这代人心中，有着极高的地位。我们嘴边常常念叨朱生豪、罗念生、草婴、王央乐、赵萝蕤、傅东华这些翻译家的名字，与作家完全享有同样的尊敬。可能对语言天生敏感，那时候，诗人们在一起交流最多的，也是对同一作品不同译本的比较，会把自己读到的最好译本，第一时间推荐给朋友。记得我少年时代常做的一件事，就是把一首诗的不同译本放在一起细细比较，借此体会汉语表达的微妙之处，那其实也是一种语言训练。
读了一段西方现代派文学后，我很快发现了古希腊文学这个源头，《荷马史诗》和古希腊戏剧语言的纯正与宏大气息，非常吸引我。我由此知道了杨宪益、罗念生这些翻译家的名字。周作人也是古希腊文学的翻译大家，但在那个年代我们并不知道。对希腊文学译本，记得当年我心目中的名单是，杨宪益的《奥德修纪》、罗念生的古希腊戏剧，而《伊利亚特》读的是傅东华在1950年代出的一个极老的版本。
我数度搬家，手边还保存着上海译文社1979年版的《奥德修纪》。封面被牛皮纸糊上了，这是我当年从一家小图书馆以10倍的价钱赔付出来的。过去没有复印机，这几乎是我们获得绝版书的惟一方式。翻开发黄的书页，依稀能感受到那个年代读到这些文字的欣喜。那时，我对一切陌生的表述都充满了好奇和热情。
杨宪益译的《奥德修纪》，并不是诗体版，但我非常喜欢。后来，翻阅过一些诗体版翻译，感觉都不如这个版本简洁、用语中国味，也容易阅读。说起来，诗歌在原文中的音乐性和节奏，是无法通过翻译表达出来的。有时候，硬要用中文节奏去迎合原文节奏，如果译者又未经过专业诗歌训练，对中文诗性理解深浅不一，反而容易破坏原诗的美感。荷马史诗原文，是用音节来实现格律的，并不用尾韵，这种格律如译成诗体，在中文中极易变成整齐的豆腐块，反而会非常难看。而散文体翻译，更能呈现出荷马史诗的凝练。从这个译本可以看出，杨宪益即使对诗体的翻译，也是有自己明确主张的。
中国没有翻译哲学
上个世纪，中国虽然诞生了很多翻译大家，但在翻译理论和翻译研究上，几乎没什么建树。很多像杨宪益这样的翻译大家，只是埋头于翻译作品本身，并没有把他们对于文学翻译的很多理想和经验，用理论总结出来。这是翻译界的一大损失。在中国，翻译一直未被当作一门独立的学科，或依附比较文学，或寄生在语言学内。翻译家虽在读者中享有一些声誉，但其实他们翻译工作的成就感还是相对很弱的。这也是近年来，文学翻译衰落的原因之一。
至今翻译界提的最多的理论，还是严复所说的“信、达、雅”。因为缺少对翻译家角色的理论认知，很多译者只有独自在黑暗中摸索很久，才会形成一些自己的经验。而这些经验随着译者的老去或离世，也很快消散掉了。今天的文学或其他人文社会学科，人们平时接触最多的还是各种翻译的西方文献。虽然近几十年来，有大量的西方文献被译成了中文，但由于没有一个相对主流的翻译观，使得今天的翻译界充斥着大量伪劣的译本。一方面译者的汉语功底和领悟力差，使得大量的翻译根本违背了汉语言的习惯，生译硬译比比皆是。如今人们常感到现代汉语变得越来越僵化、丑陋，其中一个罪魁祸首，就是那些伪劣和没有文化操守的翻译文本。
在大多学术模式源自西方的今天，翻译家的素质，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家母语的素质。现代以来，学者们也有过一些对翻译的见解。比如较早的，鲁迅认为翻译须兼顾两面，一是要“力求其易解”，一是要“保持原作的丰姿”，傅雷其后提出“神似”论，钱锺书也有过“化境”的主张。这些观点虽然已把翻译看作了一种与文艺美学相关的范畴，但并没有派生出与其相关的方法论，或更为系统的哲学和价值层面的认知。
对于翻译必须达意、传神、符合本民族的语言习惯而显得自然，大概在目前翻译界已形成共识。但对如何做到两个语种中的信息对等及读者的反应相类似，翻译者却很少想到。由于不同的语言语法与风格完全不同，要做到对等翻译是完全不可能的。比如歧意语、双关语就极难在翻译中传达，包括由于风俗和社会背景的不同，对一些话语情境的理解，包括语言的节奏和音乐感，要在翻译中传达出来，都是极需要智慧的事。至于在翻译中体现一个民族的文化策略，尽可能弱化翻译文本对本民族文化和语言的侵害，翻译者们却更少想到。
杨宪益译本的文化策略
杨宪益和戴乃迭最著名的译本，就是《红楼梦》了。《红楼梦》英文全译本，除了杨戴本外，还有一种译本是英国的霍克斯在1973年的译本，由美国企鹅出版社出版，该版本译为《石头记》。在对一些容易引起理解歧意的地方，霍氏译本采用更多的方法是意译，所以他的译本非常符合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，在英美世界影响力很大。杨戴译本更多地采用的是直译，一般人多以此认为他们的译本只适合中国人来读。其实，这正是杨宪益的高明之处。
今天的译者，多把翻译只看作两种语言间的转化，其实远非如此，它更多是两种文化间的互转。是把一种文化所特有的生活风俗、价值观和宗教信仰等，用比较直接的方式翻译出来，引起另一种文化的惊异，并因此影响另一种文化，还是转化为另一种文化方便接受的语言与表达样式，使其成为那种文化的一部分？这是杨宪益和霍克斯在文化策略选择的不同。杨宪益考虑的是，如何把自己民族的文化完整地呈现给一个英语世界，并因此来影响英语世界的文化样式。而霍克斯的策略则为，如何最小程度地惊动本民族和读者的文化感受，把《红楼梦》转化成自身文化的一部分。
举几个小例子，大家就能感受到两种翻译上的不同了。比如《红楼梦》中常出现的“菩萨”一语，霍译用的是基督教的“上帝”，杨宪益则保持原义。再如，中英由于地理位置不同，对“东风”和“西风”理解也完全不同，汉语中“东风”代表的是春风和暖风，而在英国“东风”指的却是寒风。“西风”在汉语中和秋天有关，英国人却喜欢用“西风”来指代春天。霍译考虑到本民族接受习惯，在译本把“东风”和“西风”做了置换。最有趣的，是对《红楼梦》“红”的处理，这是贯穿原作的主要色彩。在我们文化感受中，“红”是和吉祥、喜庆、美女这样的理念连在一起的，而在英语思维中，“红”是和危险、暴力这些感受相关的。杨宪益用的是直译，霍克斯则故意避开了“红”字，甚至用“绿”来取代“红”。这曾引起过翻译界的极大争论。比如对“龙”的处理，对“碗”译“盘”的处理等，两者在很多细节上都显示出了差异。
由于近百年来，英语世界成为一种世界性的价值和文化标准，所以在中国翻译中，直译成为一种主导力量。翻译者根本不考虑中国读者的语言和文化习惯，一味突出的是文化差异，这使得中国文化即使在当下的汉语环境中，也成为一种弱势文化。可以说当下流行的翻译策略，在某种程度上显露的正是文化被殖民的迹象。而英美国家的主流翻译观，更倾向于意译，对原文多采用了非常保守的同化手段，使译文符合本土的习惯和政治需求。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在这些译文中被掩盖，文化的陌生感在其中被淡化处理，这其实也是一种文化霸权意识。
在这个问题上，杨宪益等一些老一代翻译家是有清醒认知的。所以杨宪益在翻译《奥德修纪》和《牧歌》时多采用意译，译文有很强的中国味，另一种文化的陌生感被减至了最弱，而在翻译《红楼梦》时，采用的却多为直译手法。在这点上，杨宪益先生显示了极高的文化智慧。
杨宪益、傅雷等很多翻译大家都逝去了，我唯一希望的是，这种翻译的智慧不要跟着他们一起消散掉。翻译界真的到了要警醒的时刻！
|
|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