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佐良，1916年2月12日生，诗人、翻译家、教授、英国文学研究专家，浙江上虞人。1995年1月19日，于北京去世。
1929年至1934年，在武昌文华中学读书。1939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外语系(原清华大学外语系)，留校任教，1947年赴英国牛津大学为攻读英国文学研究生。1949年回国后，历任北京外国语学院教授、英语系主任、副院长。
中国莎士比亚学会、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第一届副会长，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第一届会长，北京外国语学院顾问兼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，《外国文学》主编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、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，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。
王佐良先生生平的主要著作包括：
《雷雨》（曹禺著）（英译版）译者王佐良，巴恩斯（A.C.Barnes）外文出版社，1958
《约翰韦伯斯特的文学声誉》（学位论文）王佐良，奥地利萨尔斯堡大学出版社，1975
《美国短篇小说选》主编王佐良中国青年出版社，1980
《英国文学论文集》王佐良,外国文学出版社，1980
《英国诗文选译集》译者王佐良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，1980
《彭斯选集》译者王佐良外国文学出版社，1985
《论契合》王佐良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，1985
《苏格兰诗选》王佐良湖南人民出版社，1986
《照澜集》王佐良外国文学出版社，1986
《风格和风格的背后》王佐良人民日报出版社，1987
当然，他最广为流传的篇作是翻译培根随笔集其中的《论学习》等，该译作的语言精炼优美传神，被广大读者视为是最权威的版本。
（选自《英语世界》2012年第2期）
文/林少华
梁实秋本打算用20年译完《莎士比亚全集》，而实际上用了30年。译后朋友们为他举行“庆功会”，他在会上发表演讲：要译《莎士比亚全集》，必须具备三个条件。一是必须不是学者，若是学者就搞研究去了；二是必须不是天才，若是天才就搞创作去了；三是必须活得相当久。“很侥幸，这三个条件我都具备。”作为我，当然不能同梁实秋相比，但他说的这三个条件，我想我也大体具备。我不是像样的学者，更不是天才。即使同作为本职工作的教书匠相比，最为人知晓的也仍是翻译匠。所以今天也只能作为翻译匠来几句老生常谈。
诸位知道，翻译这东西本来就是相当不好说的东西，而作为译者说自己的翻译就更不好说。往好里说吧，人家会说你老王头卖瓜自卖自夸，不懂谦虚是美德；往糟里说吧，自己又不甘心，也未必公平。总之左右为难。但如果不说自己，泛泛而论，其实又十分好说。比如董桥。最近偶然翻阅他的一本名叫《乡愁的理念》的小书，里面谈到翻译，谈得极俏皮：“下等译匠是‘人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’，给原文压得扁扁的，只好忍气吞声；高等译手是‘月上柳梢头，人约黄昏后’，跟原文平起平坐，谈情说爱，毫无顾忌。”还有一段说得颇有情色之嫌，我都不好意思引用，他是这么说的：“好的翻译，是男欢女爱，如鱼得水，一拍即合。读起来像中文，像人话，顺极了。坏的翻译，是同床异梦，人家无动于衷，自己欲罢不能，最后只好‘进行强奸’……读起来像鬼话，既亵渎了外文也亵渎了中文。”文艺复兴时期西方意大利也有异曲同工的说法：“翻译如女人，漂亮的不贞洁，贞洁的不漂亮。”言外之意，理想的翻译就是要既贞洁又漂亮。以上面董桥的话说，就是要跟原文谈情说爱平起平坐，进而男欢女爱如鱼得水。如果换成钱锺书，只一个字：化！他说：“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‘化’。”古今中外，关于翻译的言说不可谓不多，但相比之下，我还是最欣赏钱老先生这个“化”字。即使严复的“信达雅”三个字，也可用此“化”字化而为一。而翻译的所有问题，依我愚见，也都出在这个“化”字上面。就是说没有“化”好——或“忍气吞声”，或“同床异梦”，或贞洁与漂亮两相叛离，非此即彼。
与此同时，关于翻译的所有争论也都几乎离不开这个“化”字。如贞洁与漂亮、意译与直译、神似与形似、归化与异化、等值与超越、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、语体忠实与审美忠实等，不一而足。
“化”得最好的，英文汉译我虽然不太熟悉，但至少王佐良先生译的培根读书名言算是其一：“读书足以怡情，足以傅彩，足以长才。其怡情也，最见于独处幽居之时；其傅彩也，最见于高谈阔论之中；其长才也，最见于处世判事之际。”英汉之间，妙而化之，天衣无缝。汉译法国文学，翻译家罗新璋先生最服傅雷。他举傅译《约翰·克里斯朵夫》开头一句为例：“Le grondement du fleuve monte derrière la maison”直译为“大江的轰隆轰隆声，从屋子后面升上来”，而傅雷译成“江声浩荡，自屋后上升”，化人为己，斐然而成名译。日本文学翻译方面“化”得最好的，窃以为是丰子恺先生译的《源氏物语》。鬼斧神工，出神入化，信手拈来，绝尘而去。读之可知译事之难，可叹译笔之工，可生敬畏之情。词意或有不逮，理解或有偏差，但在整体审美传达上迄今无人可比。不料日前看《书城》（2009年10月号余斌文《知堂“酷评”》），发现周作人对丰译的评价极其尖刻，谓丰子恺译文“喜用俗恶成语”、“只是很漂亮滥用成语，不顾与原文空气相合与否……其实此译根本不可用”，还说“丰氏源氏译稿，是茶店说书，似尚不明白源氏是什么书也”。一句话，只漂亮不贞洁，“俗恶”！那么他本人译得就既漂亮又贞洁了么？未必。贞洁或许贞洁，可惜贞洁得近乎“涩”，整体审美效果明显在丰译之下。说句不恭的话吧，周作人的夫人是日本人，按理，他搞翻译应该“如鱼得水”才是，可他却好像“给原文压得扁扁的”，大气不敢出。这固然同他创作中标举的“简单味”、“涩味”之文章境界有关，但同时也和他采取的异化这一翻译策略有关，用当下较为流行的说法，就是“去中国化”，即主要对日文原著负责。而他之所以酷评丰译为“俗恶”，自是因为——在他看来——丰译的“去日本化”。
上面所以说这许多，也是因为同我的翻译理念和翻译策略有关。我的翻译理念——如果说我有这劳什子的话——主要是对中国、中国读者负责，即要首先确认自己的翻译能给中国读者、中国文化以至中国社会带来什么。借用周作人的兄长鲁迅的话，就是要看自己是像普罗米修斯那样为中国窃得火种，还是别的什么。这样，所采取的翻译策略，势必与周作人相反，即要尽可能消除“涩味”，也就是消除日译汉特有的翻译腔（“和臭”）。在这个意义上，说是“去日本化”也未尝不可。换言之，就是想方设法琢磨找一个既贞洁又漂亮的“女人”。这也是天底下所有男人，尤其男翻译家一生的梦想。那么，之于我的既贞洁又漂亮的“女人”到底找到了没有呢？我以为大体找到了，至少在贞洁与漂亮之间找到了一个接合点。我一再主张的“审美忠实”也就是这个意思。我以为，就文学翻译而言，最重要的就是审美忠实。
说到这里，请容我说一下我的翻译观，即我所大体认同的关于翻译的言说或观点，当然也多少包括我个人的体悟。我倾向于认为，文学翻译必须是文学——翻译文学。大凡文学都是艺术——语言艺术。大凡艺术都需要创造性，因此文学翻译也需要创造性。但文学翻译毕竟是翻译而非原创，因此准确说来，文学翻译属于再创造的艺术。以严复的“信达雅”言之：“信”，侧重于内容（内容忠实）；“达”，侧重于行文（行文忠实）；“雅”，侧重于艺术境界（艺术忠实）。“信、达”需要知性判断，“雅”则更需要审美判断。审美判断要求译者具有艺术悟性、文学悟性。但不可否认，事实上并非每个译者都具有相应的悟性。与此相关，翻译或可大体分为三种：工匠型翻译、学者型翻译、才子型翻译。工匠型亦步亦趋，貌似“忠实”；学者型中规中矩，刻意求工；才子型惟妙惟肖，意在传神。学者型如朱光潜、季羡林，才子型如丰子恺、王道乾，二者兼具型如傅雷、梁实秋。至于工匠型翻译，当下比比皆是，不胜枚举，也不敢举。严格说来，那已不是文学翻译，更不是翻译文学。翻译匠和翻译家的区别在于，前者传达语法、意思和故事，后者再现表情、感动或审美愉悦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我认为文学翻译最重要的就是审美忠实。就文学翻译中形式（语言表象）层、风格（文体）层和审美（品格）层这三个层面来说，最重要的就是审美层。即使“叛逆”，也要形式层的叛逆服从风格层，风格层的叛逆服从审美层，而审美层是不可叛逆的文学翻译之重。《达·芬奇密码》的译者朱振武教授最近在《外国文艺》2011年第6期也发表文章，一再强调审美的重要：“文学翻译是艺术化的翻译，是译者对原作思想内容与艺术风格的审美把握。……文学翻译不是词句的形式对应，而是语言信息与美感信息的整体吸纳与再造。”
不无遗憾的是，审美视角的阙如正是目前文学翻译实践、文学翻译批评的盲点所在。窃以为，随着国际交流的频繁和懂外语人数的迅速增加，当下外国文学作品翻译的主要问题，较之准确性，恐怕更在于文学审美的缺位，以致“读起来味同嚼蜡，给读者充分的机会去体验阅读的艰辛，而不是享受阅读的愉悦”（虞建华语，见《外国文艺》2010年第4期）。于是人们不禁要问，原作本身是否味同嚼蜡？如果不是，那么译者标榜的忠实或准确性又体现在哪里呢？事情十分清楚，那才是致命的不忠实、不准确，纵然语法、词汇、句式等形式层面贴得很紧甚至无懈可击。换言之，无论有多少理由，翻译文学作品都不该译丢审美、审美忠实。如果丢掉审美忠实，其他所有“忠实”都不过是“愚忠”（朱振武语）罢了。而“愚忠”，换个说法，无非是“只贞洁不漂亮”，那也是任何有美学追求的人所不喜欢的。
* 林少华，著名文学翻译家，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，兼任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副会长、青岛市作家协会副主席。著有《村上春树和他的作品》、《落花之美》、《为了灵魂的自由》、《乡愁与良知》、《高墙与鸡蛋》。译有《挪威的森林》等村上春树系列作品以及《心》、《罗生门》、《在世界中心呼唤爱》等日本名家作品凡五十余部，广为流布，影响深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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